设为首页 / 添加收藏 / 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精神文明 -> 理论研讨

收受型受贿罪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以“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取舍为视角

  发布时间:2016-07-05 18:12:57


    论文提要:

    本文通过对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立法沿革和学说争辩进行梳理和分析,结合收受型受贿罪司法困惑和完善受贿罪立法的现实需求,提出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才能为当前深入推进反腐败发展要求提供法律支撑。第一部分是收受型受贿的基本内涵,包括收受型受贿与索取型受贿的区别以及收受型受贿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立法沿革;第二部分是我国理论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争议,主要包括“保留论”和“取消论”;第三部分是在肯定“取消论”基础上,先引述国外立法例中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大多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进而分析我国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积极意义;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着重阐释收受型受贿罪定罪与量刑,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作为受贿罪犯罪进行定性的要素,即必备的犯罪构成要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对犯罪定量的要素,区分是否谋取利益和正当利益作为不同的情节予以量刑。第五部分是如果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后,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的收受型受贿罪扩大化与缩小化的问题。包括注释,本文共计7704字。

    主要创新观点:

    对收受型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及量刑因素进行重构。把索取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的客观要件统一表述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成为对受贿罪犯罪进行定性的要素,即必备的犯罪构成要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对犯罪定量的要素,即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加重量刑情节。关于如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要从受贿后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为他人谋取了正当还是不正当利益等方面来加以区分,这样更加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也有利于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

    以下正文:

    在当今中国,反腐败是最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受贿作为腐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是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按照法律规定,收受型受贿罪的成立必须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法定要件,这为具体的定罪处罚带来了诸多难以解决的困惑。“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受贿案的被告人以‘收钱了但没有办事’为由否认犯罪,而辩护律师也通常以被告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但实际没有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作为辩护理由。现实中,一些贪腐官员即使‘收了钱’并‘办了事’,也刻意将‘收钱’与‘办事’两个环节尽量隔离。” 这种制度上的安排以及查证的难度,严重束缚了司法机关对受贿犯罪的惩处。从一定程度上讲,该限制条件的存在,直接影响着对受贿行为的定性,也导致部分贪腐分子利用法律漏洞而成为“漏网之鱼”,从而使广大民众对反腐效果的期待大打折扣。本文从理论层面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廉政中国的建设有所裨益。

    一、收受型受贿罪的基本内涵

    (一)收受型受贿与索取型受贿的区别

    根据《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可分为索取型受贿和收受型受贿。一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索贿是受贿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法,主动向他人索取贿赂,由于索贿的主观恶性大,情节比较恶劣,社会危害性相对于收受贿赂更为严重。因此,索取型受贿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成立要件,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二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人一般是被动接受他人财物或者是收受财物时给予他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从法条字面意思通常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但事实上并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则不成立受贿罪。因此,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很多困惑,也成了很多贪官的“法律保护伞”。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之规定的沿革

    我国刑法学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应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上颇有争议。从立法沿革来看,关于受贿罪的规定起源于1979年刑法第1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见,当时的立法机关并未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要件。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指出,“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首次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特征之一,在受贿罪的概念中予以表述。这一规定表明,国家最高司法机关认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宜以受贿罪论处,也没有区分谋取的利益是正当或不正当的,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对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要作适当限制,以体现惩罚少数教育多数的刑事政策思想。之后,在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补充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该条文中增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至此,“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一个必要要件,在国家最高层次的立法中首次得到确认。1997年刑法吸收了《补充规定》的相关规定,在第三百八十五条中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一个必要部分。鉴于1997年《刑法》实行后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对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争议不断,最高人民法院在2003年11月13日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一方面肯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构成要件地位,另一方面又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要素的存废之争

    随着国家打击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犯罪分子的受贿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方式也越来越隐蔽,理论界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存废的争论也悄然升级。

    (一)“取消论”和“保留论”观点交锋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要件的合理性提出异议,建议今后修改刑法时将其从受贿罪的成立要件中排除出去。其主要理由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要件,就会使那些收受贿赂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者逍遥法外,不利于惩治腐败犯罪;同时也增加了认定受贿罪的难度。”(笔者称之为“取消论”)。 另有学者提出“为他人谋取利益”应继续保留,其主要理由是”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要件,具有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功能;对行贿和受贿的双方都给予处罚,降低行贿率,可以从源头上扼制住了受贿案件的发生。(笔者称之为“保留论”) 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一要件,已经完全包容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在利用职务之便之外,再规定一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一方面割裂了利用职务之便本身的性质,而且系重复表述,实为画蛇添足、作茧自缚之举。” 该学说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与“取消论”相异,但实质上也同意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限制条件。

    (二)“取消论”的理论支撑

    主张“取消论”者认为,受贿罪的本质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侵犯了公务人员职务的纯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因此,不管其是否为对方谋取相应的利益,只要实施了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就构成受贿罪,没有必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条件加以定性限制。受贿罪作为职务腐败行为,并不在于是否因受贿而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以及谋取了何种正当或不正当的利益,贿赂的轻重通常与职务权力的大小、可能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多少呈对应关系的,但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社会危害程度的其中一个因素,而不是能否构成受贿罪的本质要件。

    (三)“保留论”的理论依据

    主张“保留论”者认为: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罪的要件有其历史原因。我国刑法重点是打击索贿,因为索贿相比较被动接受型的收受型贿赂,显然社会危害性更大。尤其是对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宜以受贿罪论处,对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要作适当限制,以体现惩罚少数教育多数的刑事政策思想。同时,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要件,具有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功能,防止在实践中对受贿罪的扩大化,把一些正常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礼尚往来定为受贿罪。“两高”的司法解释主要是针对现实生活中受贿现象比较严重,根据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思想,只惩罚少数以教育挽救多数,因而有必要对受贿罪的处罚面作必要限制。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要件,对预防受贿犯罪的发生,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的必备要件

    笔者认为,任何立法必须要源自本土实践,并适当借鉴域外相关经验,在立法本意与司法实践之间寻求一种合理性。就受贿罪的立法而言,就域外实践来看,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可谓寥寥;就本土实践来看,这不仅不符合刑事政策的需要,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相当的困惑。

    (一)域外相关经验

    纵观各国或地区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其主要有两种立法体例,但很少有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的。

    一种是无论是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还是谋取不正当利益,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职务地位促成且收受了他人财物,就构成受贿罪。这一种立法体例为俄罗斯、新加坡、巴基斯坦、蒙古、印度等少数国家所采用。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90条规定:“公职人员亲自或通过中间人接受金钱、有价证券、其他财产或财产性质的利益等形式的贿赂,从而实施有利于行贿人或其被代理人的行为(不作为),如果此种行为(不作为)属于公职人员的权限,或者公职人员由于职务地位有可能促成此种行为(不作为),以及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一般庇护或纵容或公职人员受贿从而实施非法行为(不作为)的,构成受贿罪。”这里所说的“实施有利于行贿人或者其被代理人的行为(不作为)”,实际上就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

    另一种是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通过职务地位的影响,为他人或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这一种立法体例为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采用,如德国、日本、韩国、奥地利、丹麦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等。如德国刑法第331条规定:“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以现在或将来职务上的行为为对价而为自己或他人索要、让他人允诺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法官或仲裁人,以现在或将来职务上的行为为对价,为自己或他人索要、让他人允诺或接受他人利益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犯本罪未遂的,亦应处罚。”从德国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设置方式来看,就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二)受贿罪的本质内涵

    首先,从受贿罪的犯罪客体来讲,其侵犯的主要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和政府公信。一方面,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将使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变得模糊不清,不利于打击犯罪;另一方面,此举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刑法的一致性。从语词分析的角度看,索贿与受贿,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而且作为同一罪名下的两种不同行为,从刑法体系解释的角度看,更符合法律意义上的加重关系,而刑法其他条款中关于加重犯的规定,无论是结果加重、情节加重还是身份加重,在逻辑上都与受贿罪的规定不一致,因此,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似乎并不符合刑法体系的一致性。

    其次,无论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解释成“合法利益”抑或“非法利益”,都无法得出妥当结论。其一,如果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也会成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就使从事合法的职务的行为变成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从而导致理论上的悖论。笔者认为,一个合法的职务行为本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成为犯罪的构成要件。如果将履行合法的职务行为本身作为构成受贿罪的一个客观要件来对待,则会使国家工作人员在已经作恶的基础上再对社会犯下罪行,从而使国家的威信受到双重的损害。反之,如果将其理解为“非法利益”,则无异于放纵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当事人办理按照法律政策规定可以办理的公务时,可以放心大胆地收取他人的财物,只要不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就不用担心刑事法律制裁。

    因此,从受贿罪的本质来看,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构成要件,无论是在法律体系上,还是在逻辑结构上,都存在不合理之处。

    (三)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积极意义

    我国于2005年批准加入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5条规定:“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可见,《公约》并没有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从国外刑法以及《公约》的规定看来,若要更有效的打击犯罪,应当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从受贿罪的法条中去除。取消这一要件有以下好处:第一,符合受贿罪的本质及其设立的目的。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本身就具备了侵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性的危害性的特征,只要收受了贿赂,不管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就已经构成了受贿罪,而不需要国家工作人员进一步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第二,便于审判实践中的操作。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在打击受贿罪中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受贿者确实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另一方面侦查机关很难取得“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证据,可能会把只收受当事人的财物、而不为当事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排除在受贿罪的范围以外。取消这一要件就可以解决理论上的要求与人民群众对受贿概念的理解不一致的矛盾,解决实践中的做法与法律规定之间的不一致的困窘,减轻了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他人财物因果关系的困难,使司法机关从“要么放纵犯罪人,要么违反刑法法定原则”的两难境地中解脱出来,也使法律的规定与人民群众的理解相一致,从而使法律的规定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第三,确保对收受贿赂行为的全面打击。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也可以使那些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又不为他人办事的人逃避不了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因为现实中,只收受财物而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甚至是“帮倒忙”的行为,根据现行哪一种观点,都是不能构成受贿罪的,这样就使收受他人财物者有了逃脱的可能,只要他从一开始就不想、不承诺,实际上也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就无论如何都不能构成受贿罪,对这种行为不作为受贿犯罪处理,要维护公务行为的廉洁性是不可能的,更是人民群众所不能接受的。

    四、对收受型受贿罪的制度重构

    导致法学界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上争论的根源,在于现行刑法条文对受贿罪犯罪构成的规定存在缺陷,混淆了定性因素与定量因素,没有将定罪因素和量刑因素合理区分开来。立法者的初衷是通过此种方式来避免实践中自由裁量的滥用,实现司法公正。然而,愿望是好的,但将定量因素引入了定性的范畴中,必然会引发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因此,对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做出适当调整势在必行,只有这样才能平息由“为他人谋取利益”所引发的各种争论,使司法机关尽早摆脱实务操作中左右为难的现实困境。

    (一)对收受型受贿罪的的定罪

    从法律的定性因素与定量因素的关系出发,我们认为关于受贿罪的设置应调整为: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对犯罪进行定性的要素,即受贿罪必备的犯罪构成要件;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对犯罪定量的要素,即作为受贿罪量刑的因素之一。前者是受贿罪定性的底线,后者是其加重情节。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欠合理,将其作为从重处罚或加重处罚的条件则是可行的。也就是说,凡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财物的,不管他是否实施了为他人谋利的行为,也不论为对方谋取的利益是否得以实现,不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都可以成立受贿罪。在此基础上,如果受贿人为他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则更是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纯洁性,那么就应该在刑罚上加重处罚。“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再是受贿罪构成的要件,只是量刑情节,即从重处罚的情节,这种设置将更加符合刑法关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更加符合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主流。

    (二)对收受型受贿罪的量刑

    关于如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要区分不同的情形:受贿犯罪存在轻重不同的量刑情节,如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但不为他人谋取利益、受贿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受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受贿犯罪造成损失的大小等。 关于受贿罪处罚的轻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法与渎职受贿和履职受贿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如日本刑法就规定了加重受贿罪与单纯受贿。单纯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有关其职务的事项上,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行为。而加重受贿罪是请托受贿罪、单纯受贿罪、向第三者提供贿赂罪、事前受贿罪的加重类型,即国家工作人员犯有前四种受贿罪,而不从事应当从事的行为或从事不正当行为,或者对现在或将来违反职务之行为要求、约定或收受贿赂的行为。 所以,决定受贿罪社会危害性的除了受贿数额外,还应包括各种犯罪情节。然而,我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法定刑的规定,主要从受贿数额的不同来确定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受贿少的刑轻,受贿数额大的刑重,不能从根本上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因此,建议对受贿罪刑罚层次和量刑情节做出适当的明确和调整,建立以犯罪情节为量刑基准的刑罚体系,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际意义在于量刑而不是定罪,对只受贿不枉法、受贿又枉法所造成的害后果大小等情节,在量刑时做区别对待。这样,能更好地发挥刑罚预防和打击受贿犯罪的作用。特别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已将贪污贿赂类犯罪由单纯依据数额量刑调整为根据具体犯罪情节进行量刑,一方面体现了立法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传达出立法者关于贪污受贿罪量刑的最新意图。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加重情节排除了立法上的障碍,也是符合立法者本意的。

    (三) 收受型受贿罪重构后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在受贿罪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后,一旦国家工作人员有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即可定为受贿罪。但由于中国是人情社会,礼尚往来是社会的传统,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社会人,更不可避免。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加重情节而非构成要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能会导致入罪标准过低,从而违背罪刑谦抑原则。如何防止受贿罪的扩大化和缩小化,也就是馈赠、“感情投资”等等的罪与非罪的问题,需要引起司法实务界的高度重视。

    1、关于受贿罪与接受馈赠的区别

    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互相赠送礼品在市民生活中非常普遍,怎么与受贿罪相区别?一方面不把正常的接受馈赠滥定为受贿罪,另一方面,又能准确打击披上日常接受馈赠的外衣而企图蒙混过关的受贿行为,是司法实践亟需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区分二者要把握下面几个原则:首先是来往礼金数额的大小。馈赠一般数额较小,而受贿则是行贿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数额和财物一般较大。其次是看两者平素关系。如果平时关系一般,没有其他的物质来往,而这次却有反常的较大的金钱往来,则可定为受贿罪,反之亦然。再次是看二者的身份,馈赠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通常不要求受赠人就赠与人的赠与行为有对等或对价的义务。而且赠与人对受赠人通常没有利用其职务行为的目的,本质上也不存在权钱交易,这与受贿行为恰恰相反。

    2、关于感情投资问题

    行贿人对受贿人的感情投资,体现在受贿人收受行贿人财物的时候,并没有为行贿人实现某种利益的主观故意,在当时也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是行贿人却在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后获得了利益,对于这种情况,依然可以定性为受贿罪。因为,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受贿的形式越来越隐蔽,“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传统受贿方式逐渐减少,以大操大办红白喜事、过年过节走访、“合伙经商”等为载体的超前感情投资行为逐渐增多。这种行为有两个特点,一是“投资人”给国家工作人员送财物时,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也没有作出希望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二是“投资人”所期待的利益是不确定的。 但是感情投资的本质依然是权钱交易,对社会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依然定为受贿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而将其作为量刑上的加重情节予以规定。建议将来对受贿罪作修改时,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和未谋取利益的,谋取正当利益的或不正当利益的不同情况可分别规定,以体现罪责刑相适应。这既有利于惩治当前愈演愈烈的受贿犯罪现象,同时,也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符合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立法的主流和《公约》精神。

责任编辑:苏晓光    



关闭窗口

地址:洛阳市洛龙区展览路1号  
邮编:471000  
电话:0379-63369666  

民意沟通信箱:hnlyzy@hncourt.gov.cn
Copyright©2018 All right reserved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版权所有   豫ICP备12000402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