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一个月就是春节了，河南省洛阳市安乐镇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买年货、贴对联，家家户户都在为迎接蛇年的到来兴奋而忙碌地准备着。此时，村民王建帮的家里却一片寂静。王建帮正坐在一张磨掉了漆的木椅上抽着烟，脚下烟头烟灰掉落一地。
究竟打不打这个电话，王建帮已经纠结了一个小时。终于，他拿起了手机。
“喂，苏庭长，俺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如果真调不成，就算了，就让孩子在里面住一段吧。”王建帮低沉着声音说。
“孩子才19岁，监狱里什么人都有，如果孩子在里面交些不好的朋友，再学点坏毛病，那孩子的一生可就毁了！孩子会怨你一辈子的……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我们尽量调，尽量在你能承受的范围内解决这件事，你也得努力，尽量多筹点钱，毕竟人家人都已经没了……”
柔情调解
一面特殊的锦旗
在洛阳市高新开发区人民法院刑庭庭长苏兰玲办公室的抽屉里，有一面特殊的锦旗，锦旗上署着两个人的名字，他们是一起交通肇事案被告人的父亲和被害人的丈夫。
2012年9月30日晚，19岁的王朋（化名）和朋友小聚，酒后王朋驾驶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将回家途中的谢慧丽撞伤。谢慧丽在医院治疗12天后去世。交警部门认定王朋负事故全部责任。
“俺只有七八万，再多也拿不出来了。”
“一条人命，几万元钱就想打发了？没有60万，这事没完！你要敢不赔，我们找到你家让你儿子偿命！”在交警大队的调解室里，情绪激动的死者亲属将王建帮和律师团团围住。
交警多次调解，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协议。12月28日，王朋以交通肇事罪被起诉到洛阳高新区法院，谢慧丽的丈夫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个事交警也调过，检察院也调了，俺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赔他……为这事俺整天吃不下睡不着，俺孩儿不是个孬孩儿呀，平时挺听话的，咋就摊上这事了，孩子要是坐牢了，可咋办呀，愁死人了……”眼看就要春节了，儿子却要面临牢狱之灾，王建帮一脸愁容地哭诉。
“别想那么多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咱们就想办法解决，我尽力做对方工作，你努力筹钱，如果能够取得对方谅解，孩子可以缓刑，不一定要坐牢……”苏兰玲一边安慰着王建帮，一边向他解释相关法律规定。
苏兰玲又找到谢慧丽的丈夫。
“一分钱都不能少！调不成就算了，你就给我判吧！让他坐牢！”谢慧丽的丈夫态度坚决。
“你要考虑对方的情况，车没有保险，他家里也没有什么财产，我判再多，你拿不到钱有什么用？他家里的情况就是强制执行也执行不到多少钱。让他坐牢，人能活过来吗？谢慧丽已经不在了，可是孩子、老人还在呀，咱们还得往前看……”苏兰玲的一番话，说得谢慧丽丈夫低头不语。
在苏兰玲一遍又一遍耐心地劝说下，今年1月22日，双方终于达成了一致：王建帮代王朋赔偿谢慧丽家属15万元。
“苏庭长那么耐心地帮俺，反反复复给俺讲道理。俺觉得她的话全是真理，她的话就是脑子再死的人也能听懂。她站在俺的角度，为俺着想，为啥不听人家的？”王建帮说，“为了俺的事，她早上给俺打电话，晚上给俺打电话，星期天还给俺调解，还有啥话说？”
“22号调解完的，说好第二天拿钱过去。当天晚上10点多，苏庭长还给俺打电话，问俺钱准备好没。”王建帮说，“我还以为这事年前肯定说不成了，连律师都说年底案子多，恐怕要过完年了。没想到苏庭长不到一个月就给俺解决了，孩子已经放出来了，今年可以好好过个年了。”
“苏庭长工作认真，待人亲切，每次来他办公室都端茶倒水的，像到了朋友家一样。调解书弄好了，她让俺俩按手印，每个人按完，她都走到窗台拽点纸，让俺俩擦手，俺感觉她对每个人都很尊重。”王建帮说，“调解完，对方的律师说，苏庭长为咱这事没少操心，咱咋谢谢她呢？后来，俺两家商量，让俺做了个锦旗，写上两家的名字送给她。”
“以前想着打官司可难了，没想到苏庭长一口水没喝俺的，一口饭没吃俺的，这么快就给俺解决了这么大个难题。”
阴柔之美
女庭长的眼泪
很多人不知道，平日里嘻嘻哈哈、风风火火的苏兰玲，法庭上义正词严、不怒自威的苏庭长，竟是个爱哭的人。
那是两年前，苏兰玲办理的一起民事案件。一户农民盖房，雇了一个吊车司机吊楼板。盖房过程中，一名工人帮忙扶楼板，楼板突然滑落，这名工人和楼板一起从楼顶摔了下去。房主将工人送到医院。经过抢救，工人的命保住了，双腿却造成了永久的伤残。为了索赔，工人将房主和吊车司机一起告上了法庭。
“他是受伤了，人又不是我弄伤的，我也没让他去扶楼板，我没有责任，凭什么让我赔？”房主态度坚决。
“我是按程序操作的，绳索断了，又不是我弄的，这是意外，为什么让我赔？”吊车司机也一肚子委屈。
为了弄清事情的真实情况，苏兰玲把各方叫到现场，详细询问、仔细勘验，一边确认事实，一边耐心地调解。两名被告始终不肯让步。
“我明白，你也够倒霉了，本来盖新房高高兴兴的事，弄成这样，可是这事你也有责任，你在雇司机的时候，应该看看他有没有资质，既然雇了没有资质的司机，就得承担责任，而且，人家也是为给你盖房才受的伤……”这一天，苏兰玲又把两名被告叫到法院，苦口婆心地劝说。直到晚上十点半，两名被告终于松了口，同意赔偿，并答应第二天就把赔偿款送到法院。
谁知道，第二天来到法院，房主却反悔了，不仅不愿赔偿，态度还十分蛮横，在苏兰玲的办公室里吵吵闹闹。
这么多天的努力都白费了，苏兰玲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
“我当时觉得可伤心了，费了那么多心血，好几次都和他们聊到晚上十点多，该讲的道理都讲了，头一天晚上还说得好好的，受伤的工人就等着拿到钱安假肢了，他却反悔了。”苏兰玲说，“我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当事人还在办公室。苏兰玲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她转过头，悄悄地把眼泪擦干：“你别着急，有什么不明白，我慢慢给你说……”苏兰玲重新开始调解。
一个上午过去了，房主再一次被苏兰玲说得哑口无言，终于同意了赔偿，并当天交付了赔款。
“我有时候是个挺感性的人。”苏兰玲笑了笑说，“去年我办理了一起交通肇事案，一名退休老人晨练时被一辆卡车撞伤。在医院住了两个月还是去世了。出事后肇事司机把家里的财产转移了，导致死者家属情绪非常激动。”
“这案子，我调了很多次，光看守所就去了三四次，最终被告人同意了赔偿。”苏兰玲说，“拿到赔偿款那天，老人的女儿临走时给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很欣慰，我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
“苏兰玲在我面前也哭过。”高新区法院原副院长李大勇说，“那是我退休前最后一次庭审观摩。”
苏兰玲认真准备，小心翼翼地开完了庭，李大勇还是在法槌使用等细节问题上挑出了她的毛病。
没想到，苏兰玲竟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哭了：“李院长，我跟了你那么多年，你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一次，你临退休了，我想开一个漂漂亮亮的庭让你夸夸我，没想到你还是批评我。不过我很感激你，没有你的严格要求，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一番话说得我心里酸酸的。”李大勇说。
刚正不阿
“她身上蕴藏着一股正气的力量”
“别看苏庭长只有一米五几的个头，她身体里却蕴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洛阳市交通运输集团法律顾问李喆说，“法官坐在法庭上，起初当事人可能会对法官产生畏惧，但涉及到切身利益，要让当事人听你的，仅凭身份就不行了。苏庭长就有这个本事，再不讲理的当事人，她也能说得通。”
“洛阳指定全市的交通肇事案件都在高新区法院审理，这里刑庭只有两名法官，苏庭长每年要审200多件案子，几乎我每次过来都能看到她这里三四拨当事人在同时调解。”李喆说。
“交通肇事罪受害方非死即伤，当事人大多情绪很激动。有一次我看到她带着几名受害人家属去法庭，路上遇到了肇事者，这几个人高马大的受害人家属扑上去就打，苏庭长一下子拦在中间，挡住了被告人，我亲眼看到拳头狠狠地落在她的身上，她用自己瘦小的身体护住被告人，大喝一声‘住手！这里是法庭，有话好好说！’一下就把受害人家属镇住了。”
“我记得当天，那个案子就调解结案了，走的时候，受害人家属还不停地向她道歉。”李喆说，“我觉得那案子这么快调结，也许是苏庭长身上那股正气感动了当事人。”
在李大勇的眼里，爱哭鼻子的苏兰玲，有时也是个暴脾气：“苏兰玲做起调解耐心细致，讨论案件时，可是六亲不认，连我这个分管副院长，都不给一点面子，几次在我办公室里给我拍桌子。”
那是多年前的一起案件，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对洛阳市一家银行的行长提起公诉。苏兰玲经过调查，发现这家银行是政府控股的股份制银行。这样一来，被告人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该案只能以挪用资金罪和侵占罪定罪量刑。
在量刑的问题上，苏兰玲和李大勇的意见产生了分歧，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李大勇急了，把案卷扔给苏兰玲：“你自己再好好看看案卷……”
谁知，苏兰玲的倔脾气也上来了，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这个案子，我这样判绝对没错……”
“没想到，她比我还厉害。”想想当年的苏兰玲，李大勇忍不住笑了，“不光是我，她认定的事，谁的面子都不给。”
李大勇回忆：“2003年，一起土地承包纠纷，一审二审后，当事人申诉，中院发回重审，院里把这案子交给苏兰玲审。当时中院已经定了调，认为原审判决有错。苏兰玲经过调查，坚持了自己的意见。后来，中院改判后，当事人又告到省高院。高院维持了苏兰玲的判决，并对她的说理部分全部采纳。”
外柔内刚
“她从不把自己当病人”
2004年的那个清晨，苏兰玲从睡梦中醒来，睁开眼，却发现左眼一片模糊。苏兰玲到医院检查，医生也查不出什么问题，于是，苏兰玲回到院里，开了一周的庭。一周过去了，苏兰玲的眼睛还不见好。有同事说会不会是脑子里长了东西，劝她到大医院再看看。这一下，苏兰玲怕了，到医院查眼底、拍片子，最后发现是眼睛旁的血管有一个血栓，压迫了视神经。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左眼可以看见东西了，但视力只恢复到0.4。
祸不单行，第二年，洛阳市清理不良贷款工作最紧张的时期，苏兰玲坐在办公室打判决书。打着打着，忽然觉得右眼一片黑，看不见了。同事们赶紧把她送到了医院。
“大夫，我会不会瞎了？”苏兰玲生平第一次感到那么无助。
在大夫的建议下，她转到了新乡一家专门治疗眼疾的医院。
“那段时间，我可失落了。”苏兰玲说，“有一天，我去医院食堂打饭，给了50元钱，工作人员找我钱，我半天都没摸到找的钱。我以为自己的生活都没法自理了。我急得天天哭，死的心都有。”
“多亏了我老公和病友们安慰我，还有那个眼科医生，他跟我说‘你这算什么呀，看看我，都癌症了不是该怎么活怎么活’。”
为了治好眼睛，每天长长的针头从眼皮扎进去，苏兰玲忍着剧痛安慰自己：忍一忍，再忍一忍，很快就好了。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苏兰玲的眼睛可以看到东西了。如今的她，对光线十分敏感，每到傍晚，她的视力就会急剧下降，下楼梯只能扶着把手，用脚摸索着一阶一阶地下。
“苏兰玲双眼视神经都被血栓压迫，大夫让她一定注意休息，如果复发，很有可能失明。可苏兰玲从没把自己当成个病人。每年她都要审理近三百件案子，结案数连年全院第一，她办理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率高达95%。”高新区法院院长郭春红说。
50岁的苏兰玲出身军人家庭，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父亲的言传身教，使她养成了雷厉风行的性格，手里有了案子，她就想赶紧办完，所以常常不顾医生的嘱咐，加班到深夜，才摸索着回家。
“有一次，她晚上10点多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来法院调解，当时跟她不熟，不相信法官这个时间还在加班，还以为是骗子，把她骂了一顿。”河南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魏会智说。
在高新区法院，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天夜里，门卫老任值夜班，天色已晚，他按规定把审判大楼和大门锁了起来，11点多了，他突然听见办公大楼有人喊，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苏兰玲刚从办公室下来。这样的事发生过几次之后，老任长了个心眼，每天锁门前，他都会看看苏兰玲回家没有，只有苏兰玲走了，他才放心地给办公大楼上锁。
（刊载于2013年2月26日《人民法院报》第0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