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记述了晋国智氏灭亡的一段历史。智瑶才智过人，但很不仁厚；其父欲立其为智氏继承人，也就是晋国国君，有人谏言：如果他以才智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那么智氏将会灭亡。其父不听，智瑶后来成为了晋国国君，即智襄子。

    一次在饭局上，智瑶戏弄韩国国君、侮辱韩国国相。并且口出狂言：他们的生死灾祸都取决于我，我不收拾他们就不错了，他们谁还敢兴风作浪！真是欲让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还有更疯狂的事情在后面。智瑶无缘无故要求韩国、魏国向其割地，两国出于长远考虑，分别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接下来又要求赵国割地，赵国不干，智襄子联合韩、魏，水淹赵国。智瑶巡视水势，魏国君为其驾车，韩国君为其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听了这句话，韩、魏两国君那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两国都城都具备被水淹的条件和可能……后来，韩、赵、魏三家联手，大败智家军，杀死智瑶，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这一下，彻彻底底三家分晋了。

    关于这段历史，司马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即关于一个人德与才的关系。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

    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司马光的这番评论，虽然过去了将近一千年，但是放在今天，依然鞭辟入里。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各个行业、系统及各省市，越来越多的问题官员落马，有些自知在“劫”难逃的问题官员甚至不惜以自杀为手段企图逃避法律的制裁。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老虎、灭不完的苍蝇，正是因为才能胜于德行的人太多。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当官员道德堕落甚至没有操行底线、各种丑闻层出不穷、利用手中权力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时，那么，帝国的崩溃、王朝的覆灭、执政党的下台也就不远了。哪怕一个国家外表看起来多么强大，只要作为执政者的官员作风不正、丧失民心，那么国家的根基也就会一步步走向腐烂，内部的矛盾或者外部的力量就会摧枯拉朽般使其轰然倒塌。

    作为党的领导干部，也是凡夫俗子，也有着普通百姓的七情六欲。但是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利，言行举止引领着时代的社会风气，所以，更应该严格律己、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如果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够“吾日三省吾身”，做到慎独，时刻牢记权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拎着“乌纱帽”为民干实事、干好事，那么再现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指日可待。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强调：做官先做人，做人先立德；德乃官之本，为官先修德。通俗易懂的一句话，深刻、辩证地论述了为官、做人、立德三者的关系。在今后各级干部的选拔任用中，必须进一步强化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积极树立道德榜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选好人、用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