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苏某的丈夫因病于2015年农历7月亡故。同年12月，刘某与苏某经人介绍相识订婚，订婚时，刘某经介绍人给苏某彩礼款共计4.4万元。另外，刘某给苏某孩子封礼1300元，苏某又给刘某回礼、买衣服共800余元。后两人按农村习俗举行了结婚仪式，刘某开始在苏某家生活。刘某、苏某同居生活期间没有生育孩子，且未办理结婚登记。婚礼后的几天内双方相安无事，到2016年春节，因春节期间串亲戚等事情，双方闹了矛盾，分居至今。刘某遂要求苏某返还彩礼款5万余元，苏某称该款举行婚礼前后购置材料、家电、生活用品等都已花完为由，拒绝返还，为此，酿成纠纷，诉至法院。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与苏某通过媒人说合，双方协商一致，刘某自愿到苏某家落户，促成婚约。举行结婚仪式前，苏某按习俗接受刘某彩礼等事实，该事实有刘某、苏某的陈述，以及媒人证言互相印证，法院予以认定。并依法做出判决：苏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刘某彩礼款3.5万元。

    裁判理由

    根据法律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请求按习俗给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结合该案事实以及家庭具体情况，考虑到双方共同生活仅一个月，时间较短，且给付彩礼数额较大，法院酌定苏某返还刘某彩礼款3.5万元较妥；刘某要求苏某给付粉刷房屋工钱，与本案无关，不予处理；刘某要求苏某返还耳钉、项链以及学驾照费用，刘某没有证据证明，苏某又不承认，法院不予支持；刘某要求返还婚前给苏某孩子的礼金1300元的请求，因没有缴纳诉讼费，本案不作处理；苏某在订婚时给刘某回礼600元以及买的衣服，均属赠与性质，苏某欲折抵彩礼款的辩解，于法无据，不予采信；苏某辩称接受刘某44000元彩礼款用于修缮房子、买家具、家电，为筹备婚礼待客、录像、用车以及给小孩子封礼、日常生活开销等费用都已全部花完，不返还的辩解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

    法官说法

    该案是因婚约的解除后如何处置彩礼而引发的婚约财产纠纷。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思想是婚姻自由、双方自愿，禁止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对婚约和彩礼均未作出规定。然而，订婚送彩礼在我国根深蒂固，并逐渐演化成民间习俗，代代相传。可见，婚约与彩礼虽不具有法律性却都具有很强的民间性。基于此，对于彩礼的返还的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婚约成立的时间

    彩礼是依附于婚约产生的，没有婚约，彩礼就无从谈起，因此，婚约财产纠纷首先要弄清楚婚约成立时间。目前，我国法律并不承认婚约的法律效力，婚约听凭民间习惯调整。该案中，法官以当地的风俗习惯“定亲”时间点作为婚约成立的时间点而没有拘泥于原、苏某双方之间有无书面或者口头约定，这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自“定亲”时，刘某、苏某双方之间就有了婚约关系，至此，刘某给付苏某的财产才有可能被称为彩礼。

    二、彩礼的界定标准

    彩礼是对在婚约关系中男方给付女方财产的特定称谓，是依附于婚约的，我国法律对给付彩礼既不禁止也不肯定，是否给付彩礼完全由当事人自行决定。依据彩礼的民间性及依附性特点，界定彩礼的标准应依据风俗习惯及婚约，并考虑到婚姻的严肃性及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习惯，应将财产的价值较大或较贵重作为判断彩礼的标准之一。该案中，法官正是遵循上述三个标准对本案彩礼范围作出界定。因此，法官仅将刘某给予苏某的“定钱”、“过门礼”及项链视为彩礼，将刘某给予苏某的其它财物视为赠与而不把其视为彩礼。彩礼需要返还，赠与的财物无需返还。

    三、彩礼返还的依据

    彩礼既然依附于婚约，婚约解除，彩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2004年4月1日开始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对此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其中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当事人订立婚约的目的是结婚，结婚从形式上看是以是当事人是否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为依据的，从本质上看是以当事人是否共同生活为依据的。可见，该司法解释在确立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结婚为主要判断依据的，而不考虑婚约解除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考虑是谁的过错导致婚约的解除。概而言之，依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当订立婚约目的未达到时，只要男方提出返还彩礼的要求，女方就得无条件返还。本案中，刘某与苏某婚后生活时间较短，刘某提出要求苏某返还彩礼符合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官据此支持了刘某的诉求。